牧相直接问，“什么法子？”

　　黎明的话尽管中肯，三个上访人还是不想叫他走，好像还有许多心事没倒出来，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，也许，黎明把分歧的焦点阐述明白了，他们就没什么可说了。他们本以为，找到了全市最大的法官，只要得到他的理解，已判成死缓的就能改判成立即执行的死刑。黎明虽然没有正面在案件上与他们交锋，但是言外之意已很明白，这案子判得是有法律依据的，倘若改判，必须找出它违背了哪条有关的法律，若找不出这种谬误，谁也无权改判。没有办法，三个上访人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黎院长走进等候他多时的汽车里。接待这起上访人，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确实是破例了。今天黎明的工作安排得很满，要参加两个会议，其中有一起大案的审委会。工作无论多忙多累，他从无怨言，而且早已养成乐在忙中、乐在累中的心态了。当他把工作作为一种事业，将法律视为一种“圣经”的时候，他的工作已成为履行神圣责任和义务的天职。使他感到有压力和郁闷的是他的忠诚于天职的行为常不被人理解，甚至引起某种指责。前不久，他终于力排众议，将汴阳2·14情人节大火案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案，在这起大案定性的关键时刻，他很感谢市委书记赵宏新的理解与支持，尽管站在他的观点一方的是少数人。由于大火案没有照着诸多权威人士希冀的那样，定成故意纵火的刑事案，这样一来，汴阳市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头头脑脑就要被追究责任，受到惩处，特别是新城区的区长，将因为这起重大责任事故而引咎辞职。这种辞职实质与免职没啥区别，只不过听起来像是自己主动不干了，辞掉了职务，实际并不是那回事。这个区长在位时人缘挺好，又很能干，所以许多同仁都想保住他的官位，这也是他们要把案子定性为故意纵火的真实目的。这样定性牺牲的是小卒，保住的是将帅。从全局观念看，似乎是有道理的。但是，黎明认为，这样的定性是有悖法律的，而且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是非常严重的。因为那个操作电焊的工人不是故意放火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要放火，在刑事法律的量刑规定中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是不能判决为故意犯罪的。尽管这个电焊工是个无名之辈，若将他判为死刑，立即执行，对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来讲，是不难的事。他们可以运用先辈们那种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的技法，因为不少人已将事在人为理解偏了，他们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找到证据，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把它弄确凿，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，他们甚至会执法犯法，用伪证替代事实，拿指令当作法律。先定下罪名，然后去寻觅罪证，这个民族的先辈中确有这种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的天才，他们就这样在权大于法的背景下，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冤案。不该枪毙的人被治死了，该惩处的人物一个又一个地被保护了。在正义被践踏、真理被强奸的时候，民心被赶进了荒原，失去了家园，没有了归宿。黎明认为，这是最危险的后果。黎明想，他不能背叛自己的良知。对于被迫辞职的新城区区长，他也是很同情的，他何以非要和区长过不去呢？自己与这位区长无冤无仇无任何恩怨利害关系，很多人不理解他，为啥放着落好的事、为自己铺路的事不去做，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得罪了诸多实权派人物，值吗？划得来吗？没有办法，对黎明讲，只能这样做，因为是他信仰的那部“圣经”叫他这样做的。他陷进了泥潭，他却没有听天由命，任其愈陷愈深，他正在竭力自拔，他要继续前进。这件事对他而言已是历史，他翻过这一页，匆匆走进下一个篇章，去处理一起刑事案件。眼下，几名法官正在法院等着他呢。